提到生活垃圾分類，大家已經不陌生了。在不少城市中，標有“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等標記的垃圾桶隨處可見。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要基本建立垃圾分類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活垃圾分類模式，并在46個城市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同時對生活垃圾的收集、運輸、資源化利用和終端處置都提出了具體規劃。

　　《方案》發布后，生活垃圾分類再次成為了社會熱議的話題。

從鼓勵到強制  

　　居民提來垃圾，稱重后，拿著積分卡往類似POS機的機器上一刷，積分就打到了卡上。1公斤廚余垃圾積2分，1公斤廢舊報紙積10分，200個積分折算15元，可兌換衛生紙、洗手液等生活用品，或者享受家政保潔、理發等社區服務。在北京朝陽區勁松五區社區的“綠馨小屋”前，這樣的情景經常發生著。

　　勁松五區有26棟居民樓，居住著近1200戶居民，每天平均產生各類生活垃圾近5噸。這里分布的3座綠馨小屋，是專門為居民提供垃圾分類的小場所。綠馨小屋是北京首創智慧環衛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李震在2012年建立的。在此之前，李震已經從事再生資源回收工作多年。

　　如今，把分類垃圾送至綠馨小屋已經成為社區很多居民的習慣。分類后余下的垃圾，則被投放到社區主路邊標有“其他垃圾”的大桶中。同時，社區還有定時巡邏的廚余垃圾收集車，居民招手即停，也可以刷卡積分，主要為了方便年齡較大的居民。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清運車將錯時進入小區清運垃圾，每輛車上安裝有GPS定位系統，防止混裝混運。這些垃圾清運車將勁松街道的廚余垃圾送往位于大興區瀛海鎮的南宮生活垃圾堆肥廠，經過發酵降解等一系列處理過程，變成可被再利用的肥料，“其他垃圾”則被運往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

　　在過去，勁松五區的垃圾處理可不是這種景象。原來社區內雖然擺放著綠、灰、藍三色分類垃圾桶，但多數垃圾還是混堆混放，只能統一清運。“倡導生活垃圾分類需要有個過程，但通過合理的方法，還是可以做到的。”李震說。

　　綠馨小屋的方法代表了當下國內生活垃圾分類的一種典型模式，即以自愿和獎勵的方式鼓勵居民進行分類。而此次《方案》的發布，則明確了生活垃圾分類的強制性。

“所謂強制，隱含的意思就是界定了垃圾分類的責任，明確了我們每個人都是垃圾的產生者，要對這些垃圾負責，否則就要受到一定的約束。”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解讀說，“但根據國內的現實情況，估計短時間內可能還是會將強制性手段與激勵性措施結合起來，雙管齊下，讓居民盡快養成垃圾分類的習慣。”

　　《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在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達到35%以上。

生活垃圾到底應該怎么分？  

　　生活垃圾，是固體廢物中的一種。垃圾分類則是指按照垃圾的成分、屬性、利用價值、對環境影響以及現有處理方式的要求等，將垃圾分離成不同類別，為后續的科學處理提供基礎，有助于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

　　垃圾分類是發達國家較早進行的，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有一些城市提倡垃圾分類收集處理，比如1993年北京制定了《城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對“城市生活廢棄物逐步實行分類收集”。到了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被確定為全國8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全國范圍內的垃圾分類拉開序幕。

　　生活垃圾分類，具體應該怎么分呢？“目前比較流行的有二分法，比如干垃圾與濕垃圾，或不會爛的垃圾與會爛的垃圾；有三分法，包括可回收物、有毒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還有四分法，包括可回收物、有毒有害垃圾、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其實，世界各國的垃圾分類方法不盡相同，這需要因地制宜。”劉建國解釋說，“比如，日本的生活垃圾分類非常細致，一個礦泉水瓶，瓶蓋、瓶身、標簽都是要分別投放的，鋁塑包裝上面的一層塑料膜要揭下來，再把其余的紙和鋁分離下來，擦干、撫平、綁好，積累之后分別投放。但他們的易腐垃圾并不單獨分離，而是與其他垃圾混合到一起送到焚燒廠。生活垃圾分類是個完整的系統，包括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和分類處理。后端有什么樣的處理設施，我們就要實事求是地在前端設置什么樣的分類方式，否則分類出來沒地方去，還是要混合在一起。”

　　此次發布的《方案》對于生活垃圾分類方式并未提出一個固定的模式，而是要求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要結合本地實際出臺辦法，給出的參照方法是分為包括廢電池、廢熒光燈管等有害垃圾，包括餐廚垃圾在內的易腐垃圾以及包括廢紙、廢塑料等在內的可回收物三類。但《方案》強調“必須將有害垃圾作為強制分類的類別之一”。

　　在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看來，這是此次《方案》中的一個亮點。“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家庭有害垃圾的單獨收集相對來講是個短板，而這次的《方案》把它提到一個重要的位置。”

兩網融合與三個銜接  

　　國內垃圾分類進行了這么多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垃圾分類的意識得到了普遍宣傳，大家的認識也提高了。剛開始做垃圾分類時，主要還是提可回收物，現在已經細化為可回收物、家庭有害垃圾和廚余垃圾，這與國際上先進的國家基本一致。”徐海云說。

　　但不可否認的是，很多人的感覺是我們垃圾分類搞了多年，可從表面上來看止步不前。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在徐海云看來，這是因為三個對接還有待完善，即可回收物與廢品回收利用系統的對接、有害垃圾的收集與危險廢物收運系統的對接以及廚余垃圾收運與整個生物質的利用的對接。“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個過程，要從頂層設計、全社會參與等方面逐步推進。”徐海云說。

　　徐海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龐大的拾荒者的廢品回收系統，他們是可回收物分類的主力軍。與日本、德國等國家相比，我國的廢紙、易拉罐、廢塑料等回收率也是很高的。但我國生活垃圾分類的家底還沒有摸清。“每個城市現有的廢品回收系統究竟能回收多少紙、金屬、塑料等，收集后去了哪里，有什么問題、困難，我們還不清楚。”徐海云說。

“再生資源回收或俗稱的廢品回收與垃圾處理的兩網融合是必然趨勢。”劉建國說，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有兩網，發達國家只有一網，但在初期也是兩網并行。“兩網是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如今在北京這種大城市，從事廢品回收的人越來越少，因為成本太高了，這樣更多的垃圾進入到垃圾處理系統中，增加了負擔。此前廢品回收是市場主導，垃圾處理是政府主導，推動兩網融合，實際上要承認廢品回收就是垃圾分類，廢物利用就是垃圾資源化，廢品回收跟垃圾處理一樣，也是關系民生的基礎性公益事業，這樣廢品回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爭取政府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逐步實現轉型升級和健康發展。”

　　在劉建國看來，做好生活垃圾分類離不開投放、收集、運輸、處理四個環節的配套銜接，形成高效順暢的系統。“‘四分系統’關鍵在一頭一尾，即分類投放和分類處理。前端分類投放準確率較低，制約了后端分類處理設施的運行效率和污染控制效果；反過來，后端處理設施不到位和低效率又影響了前端居民分類的積極性。所以一方面，居民要盡到垃圾分類的責任，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做好分類處理設施規劃建設。”

垃圾分類需要全民參與  

　　如何提高全民參與程度，也是擺在生活垃圾分類面前的一個問題。

“這是習慣養成的問題，它與社會整體的進步相關，涉及到人的心理、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改變習慣需要時間。在日本，活動中心、運動場所等公共空間里，很多是沒有分類垃圾桶的，需要自己帶著相應的收集容器，把垃圾帶回家再投放。日本垃圾車的收集是定時的，錯過了只能等下一次，于是一些家庭把冰箱下面一層專門用來凍垃圾。對于我們來說，這些是不可能馬上做到的，我們需要耐心，需要循序漸進。但現在必須明確的是，垃圾分類是每個人的責任，我們要多反思自己，不要把責任一味推給他人。”

　　采取各種措施，能讓大家便捷地進行垃圾分類，盡量不增加麻煩，這是李震認為調動居民積極性的有效方法。“垃圾分類首先要滿足居民‘我要扔垃圾’的需求，然后才是‘如何扔垃圾’。”李震說，“另外，在進行垃圾分類前要先好好考察社區的情況，然后因地制宜。比如，對于擁有較多長期在家的年齡偏大居民的老舊社區，積分換東西的方法是很有用的，對于擁有高端物業或者居民流動性較大的小區來說，利用二維碼、手機App等方式讓分類更便捷則比較有效。”

　　目前，李震等人在勁松街道為居民辦理了“首創智慧綠卡”，建立“綠色檔案”，目的是摸清社區垃圾的綜合成分等信息，為以后的垃圾分類工作提供更精細化的數據基礎。

　　對于生活垃圾分類，不少人還有個擔心，就是“我投放好了你又把它混起來怎么辦？”在徐海云看來，即使在發達國家，這種現象也不可能避免。“比如說德國的包裝垃圾桶中的東西，其中有一半還是要進焚燒廠進行處理的。我們個人現在能做的，就是堅定不移地做好正確的投放。”

　　在徐海云看來，生活垃圾分類的全民參與還離不開倡導對再生產品的使用。“可回收物最終要變成產品，需要市場。一提到循環經濟，大家可以夸夸其談，但問題是如果沒人購買再生產品，這就是空話。明確告知消費者這是再生產品，消費者愿意去購買，這才是綠色循環經濟。”對此，劉建國表示贊同，“如果沒有市場需求，再生產品最終也只能變成垃圾。”

　　垃圾分類是一種手段，最終要解決的是垃圾問題。劉建國和徐海云都表示，從源頭上來說，還是要提倡每個人消費模式的改變，盡量少產生垃圾。

 “生活垃圾分類不等于減量，但有助于減量。分類可以倒逼前端立法、執法、制度、規范的逐步完善，比如生活垃圾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包裝廢物管理條例的出臺，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的實行，快遞行業、餐飲行業作業規范的制定等。生活垃圾分類也可以引導居民養成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的習慣，埋下環境保護的種子。”劉建國說。

(責編：魏艷、趙竹青)